写这篇小文，是针对眼下的“国学热”现象而言。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今天，继承和找准民族精神的支撑体系，从传统的优秀文化中发掘发现并吸收营养，是国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学术界包括民间组织对国学研究显现出浓厚兴趣，大量资金投入其中。国学这一学科的地位大幅提升，研究机构与团体很快发展，实地考察与学术交流频繁，研究人员多样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成果大批涌现。在国外的中国学的研究，也从边缘向中心挪动，从“小文化”走向“大文化”，从“地理中国”走向“文化中国”、“全球中国”，一个综合的、立体的、全面的国学研究新时期即将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干的事情还很多，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所以走偏不得。

“毋溺”，意思就是说别沉溺其中，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沉迷；何况国学是好东西，提倡国学是好事情。于是，就有个“度”的概念。适合于“度”，允厥其中，就是中庸。那么，请问对于国学的热爱与研究，到什么程度才是适度，才不算是沉溺呢？一言难尽。其难，正如《中庸》所说的，“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人都会吃饭，但是又有谁清楚什么是味道呢？老年人总是对年轻人骄傲地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那么，老年人理应比年轻人更加“知味”，但请问怎样才算是“毋溺”？恐怕也是冷暖自知，无法与外人道也。

凡事凡物，过犹不及。只要一沉溺进去，本来新的东西，本来可以有用的东西，也就被搞旧了。“旧学”，大概应该这么来理解。什么是旧，什么是新？旧与新，本不应该只停留在时间的区分上，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在社会的天平上去研究和衡量。可以认定，对旧还是新的判断，本来没有什么客观的绝对的界限，只是主观的相对的区分而已；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本质本性的东西，才是最有益也最鲜活的学问，才是新的、先进的，否则就是旧的、落后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是与本真的快乐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持新上它三万六千天，就是百年人生。

那么什么才又是“最有用”、“最有益”的呢？对于涉世不深的初生牛犊，也许有自己的判断，对于有了丰富经验和阅历的过来人，应该有相对明确而准确的判断。不知者不怪罪，假如装傻卖乖，就不好了，那样做人不厚道，有悖于“国学”的本性。当然，真的糊涂一世者例外。厚道，除了作为个人做人的原则，就是要求儒者的眼光放宽，胸襟扩大，屏弃自己的一事一时的私利与虚荣，来承担社会责任，免除因决策和行为不当而造成耗费大量社会的人力物力的可能性。要作大儒、鸿儒、君子儒，不能作酸儒、小儒。“若谓儒者自有切身之学，而经济非所务，彼将以治国平天下之业，非圣贤学问中事哉”；“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毋溺于旧学，幸甚”（《石园文集》），万斯同（1643-1730年）是语，在今天亦颇可圈点圈点。

要预防社会资源的浪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要实事求是，采取辨证的态度，决不能沿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恶习。国学，是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有旧的成分和意味，但不能就此认定国学就是旧学。可是，眼前的“国学热”，有把国学与旧学混淆起来的倾向，有误把旧学当国学的可能，所以，值得冷静地考虑一番。否则，浪费社会资源瞎耽误工夫不算，去道日远，最后有恐堕入禁锢现代人思想的泥潭。如是说也许危言耸听，但预防胜于治疗，是医学常识。

国学中有极有意义极有益处的学问，比如中医，那是治疗疾病、保护生命存在的真本事，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都是所谓的“学问”，虽然一套一套的，但实际上是从里到外的旧路数，与“新”毫不沾边，——干脆点说，根本算不上学问，只是小文人们圈子里的游戏罢了。人生如戏，很多大故事也都是编造出来的，至于哪个比哪个更有意义，难说。

“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就是两个字：难说。“难说”，也正在无意中指出了任何事物在有规律与无规律之间摆荡这一现象。曾经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国学，如今被青睐而有发热的可能，也遵从这一规律。规律，是普遍的客观存在，不是特别的个人现象。鲁迅、胡适、钱钟书等都针对国学列过所谓的“必读书”，其实都没解决最基础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字：“必”。天底下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没有“必”的东西，更别说“必读书”了。既然没有“必”，那就择善而从，根据个人兴趣，各自找些相对精华的东西来学就是了。如是说，不是有意忤逆于国学，而是提醒“毋溺”于很多没有用处的旧玩意。

国学的精华是什么？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学、怎样来研究国学、怎样来对待国学研究等等提问。没有目的地的行走，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有了大目标、大方向，即便眼前走些弯路甚至回头路，也不害怕；令人恐怖的是没有目标就上了路，速度越快，也许就越逼近危险。国学有很多分支，内容博大精深，但能称得上精华的，总是有限。与生存的根本目的、做人的根本法则、处世的根本道理相关联、相和谐的，比如忠、孝、礼、义、信，比如真、善、美，就是精华，就是根本，是主要的，至于其他的细枝末节不管是儒释道还是文史哲如何云云，都是次要的。这样立论，不是害怕百花齐放，嫉妒大家都有饭吃，而是想着重强调根本与主要的价值，那是滋养百花的水土。

我们现在虽然社会繁荣、资源丰富，但水土还是有限的，而且有保固的需要，更何况很多地方尚且贫瘠。所以，得什么，失什么，更应该合算清楚，然后再抬腿、再下手。不要总是喊着“拯救”，用得着么？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不需要人为的刻意的拯救。有些东西，浪费似乎实在可惜，但是如果你想利用上它，就会牵扯到暗含着的方方面面的因素，结果是：浪费会更多。国学中有很多东西属于某个学者在自家书斋里完成的个性化、特殊性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普遍性和共性，所以没有让更多人了解和研究的必要性。

花架子，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在此，不必一一列出哪些学问学术属于“花架子”，但明白人、实事求是的人，一定能自觉、自省，并在日后的工作中自警、自策。

国学对于今天而言，的确属于“旧学”，已经没有它生存的特别合适的环境，于是转换观念势在必行。没有合适的环境，硬是要嫁接，在大棚里催生催熟，而后亟亟上市，其味道一定不正宗，不要多加责怪。眼前，既然国学已经热起来，就要因势利导之，大家一起来研究使之事半功倍的好办法。假如没有实际效果，成绩为零，尚能忍受，至少不能造成负面的影响和作用。落下病根，就不好治了。提倡国学，本意是为医治时弊而开的药方，但不小心因药生病，岂不荒唐？

国学研究要明晰化、深入化、现代化、实用化，要有针对性，要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要服务于当代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人类的和谐；要有创新思路，有科学的发展观，能可持续性发展；要有新的尺度和新方法，要跟上文化市场的节奏，要发掘发现国学中鲜活的东西，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赋予恰当的现代人群便于接受的形式；要能引导新人，发觉新人，有利于健康的学术氛围和人格培养，以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学研究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了恢复一种无意义的学术形式而开始狭隘的新一轮的形式主义；不是照抄照搬典籍，简单地整理资料、汇编翻印文献，做所谓的学问用以评职称、耗费森林资源；不是或国家或民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建设一些国学院了事，或者在小学课本中加入国学内容让孩子们背诵，害了孩子们的兴趣，赔本赚吆喝。国学研究的普及，比如在大学或中学的讲座，要吸引人，否则容易打消年轻人的积极性，事与愿违。人才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避免不必要的人力与物力的损失，很多细节需要好的策划与设计，更需要强的执行力。

在国学刚露尖尖角还没有彻底繁荣的时候，便开始在此泼冷水，的确也于心不忍，但从长远计，从实际计，未雨绸缪，其谁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