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大学者中，周汝昌先生的书法独具风格，有人以为先生书法近似“瘦金体”，其实不然：“瘦金体”是宋徽宗书体之称，路出薛稷；而周先生书法则源自王羲之，其平生所临习也多是右军帖，至于《兰亭序》则能背临。先生书法以帖为宗，提出不能有字无笔，行笔中兼备碑刻的厚重，特有风骨。1950年1月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的毕业论文为英文翻译的陆机《文赋》，论文里面汉字的书写即用毛笔行楷，挺秀端庄，面貌已具，彼时先生32岁。
周先生通透书法理论，倾注了大量心血，自谓平生在书学上所下的功夫要比红学多得多，曾有《书法艺术答问》、《永字八法》、《兰亭综考》、《说遒媚》、《书法笔法考佚》等专著及论文行世。大家都知道他是红学专家，但假如没有丰赡的文史知识、艺术理论和笔墨实践，他的红学研究不会那么出类拔萃。博闻强识，素养全面，使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惟精惟一、举重若轻，这同时也是先生书法在当代之所以不可替代的一大原因。
我喜欢周汝昌先生的书法，于1996年开始与先生有所接触，并有幸躬聆先生包括书法在内的多方教益，所获匪浅。
1997年周汝昌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足下笔资甚高，气味不凡，望坚守汉简章草一路，下逮六朝写经，至唐前期为止，勿涉中期以后，切忌颜柳俗笔阑入，宋人书可勿观，明清两代皆恶札，至于而今当下，名家‘书法’亦须严设‘防线’，拒绝其任何影响，以不寓目为上策，如此必日日精进，前途无限。唯谐俗甚难，媚世殊易，慎之慎之。”
周先生论书法注重内美，讲究综合修养。1998年先生在《序〈崔自默篆刻集〉》中说：“拙见以为，印人印家，必先知书之外，亦须知画、知雕、知塑，亦须知文、知道，一言以蔽，必须知我中华文化之精髓命脉，而后可兴言印事。否则不能为印；即使镌而拓之，亦不得称印。何则？以有印形而无印精、印灵也。当世书画名家，犹不免此憾，况常人俗子，又何以赏论其是非高下哉？几如群盲，聚而扪扣，以太阳为灯为烛，洋洋乎以为得之矣，岂不悲乎”；“印者汉字之奇迹也，人类之至灵也；但近世有人以汉字为落后陈腐，必欲弃之以从洋文，以致今人书写汉字，已如蟹之爬沙，阅之可以伤心惨目。而令此等人士来赏印艺、来论印道，岂不北辙南辕，悬霄隔地，岂复可望片言一语之能交乎”。此间言辞灼灼，一片赤诚。
周先生文艺理论与笔墨实践并重，眼界既高，出语即严。1999年10月13日先生给我的信中，指出《红楼梦》开篇诗第一句中“与”字讹刊为“去”字，是因书法的误读，由是提出“书法校勘”的思路。在该信的后面先生附录一页，写道：“当世书法之坏，其故有二：一是根本不会使用毛笔，无笔法可言；二是一味‘鼓努为势’（孙过庭语），以‘惊’外行，浅俗怪陋之态百出。只因时世浮躁，一切急功近利，可悲在此耳。”另外，同年11月7日先生在给我的一封来函的信封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昔读宗白华大师之文，以为于书法不甚晓，今见其所书‘风骨’二字，果然太不行了。又及。”写这封信时，值京华学者书法展刚毕，大概是先生看到了作品集里的一些墨迹而有感发，虽说随意，但也足见出先生治学的严谨与情性的梗直。
可惜的是，周汝昌先生晚年眼神不济。看书要用放大镜，眼与镜与书三点一线紧密接触，甚为吃力。在写字时，先生仅能靠感觉，有时两行字重叠在一起，落名字时“周”字里面的“口”字往往跑到外面。若是动毛笔作书法，则更是难为先生。有一次我在场，帮助先生展纸，先生凭感觉落墨；令我惊诧的是，先生用笔仍然那么潇洒自如，使转有力有节，偶或个别字局部有所模糊，却更增添出一分拙朴的意趣。“半盲书”、“目不见纸，乱画勿笑也”、“盲人夜书，可笑益甚，奈何奈何”，先生经常这么自嘲，我理解，他是多么希望双目明朗，尽情挥写。
先生对我有多方面的谬赏与抬爱，每次去都会听到一些具体问题。先生除了喜欢我的篆刻，还在一封函件中有诗赠我，褒奖我的章草书法，句云：“崔庐旧名族，风范到而今；章草悲空谷，书成想足音。”这是对我的督促，令我感奋不已。先生诗才卓荦，即便用毛笔作诗，也是提笔立就，叹为观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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