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庄子集解·杂篇·天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8页。
[２]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另：“批评标准问题是文学批评的中心。”见：李国华著《文艺批评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３] 普希金《论批评》文中即提出过“批评是科学”的论点（见《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5页）。“科学化”的批评说在西方文学批评中似乎已成通论，若英国的理查兹提出“科学是真实的，即说它是可以证实的事情……事实决定价值”（见为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英国批评家杰斐逊提出“把文学研究当作一门科学建立起来”（见《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美国“新批评”说代表人物兰色姆提出“批评一定要更加科学，或者说更加精密，更加系统化”（见《批评公司》，《二损失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另参：[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４] [美]D.C.霍埃《批评的循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５] “人们体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用其他人的快乐来代替自己的快乐”，这是一种“事实论美学”。[德]莫里茨·盖格尔（Moritz Geiger,1880-1937年）《艺术的意味》，《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9、120页。“对善恶、美丑或完满与不完满的判断是主观的，这就是说，事物或行为本身无所谓善、美、完善。”[美]萨谬尔·亚力山大（Samuel Alexander,1859-1938年）《艺术、价值与自然》，《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７] “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和，不为义疚，进退周旋，惟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地其义，虽仇雠不废”；“不在顺逆，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见：[汉]刘梁《辩和同之论》，《后汉书·刘梁传》。或见《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0-631页。
[８]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而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见：《吕氏春秋·有始览·去尤》，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66页。“多有所尤”，一云“多有所宥”：“尤”取“赘疣”之解，“囿”取“局限”之意，似均可，但后者更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