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立场、方法、标准以及时间、地点、事物等等条件，都会有不同情况存在，所以在分析问题时，就要根据具体的条件而立论。条件只要一“具体”，所有问题的本质就会袒露出来，辩论也就无从发生。
再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论辩为例，只要把问题的条件具体化，比如反问“是哪一只鸡？哪一只蛋？”那么答案便迎刃而解，问题也就不再成其为问题。鸡生蛋没错，要看哪只鸡生哪只蛋；蛋孵鸡也没错，但要看哪只蛋孵哪只鸡。笼统地问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鸡”与“蛋”两个概念都是模糊的、不具体的，所以问题就没法回答。
一般条件与特殊条件，应该分清，而不能混杂。盲人摸象的故事一点也不可笑，每个盲人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各自得出的结论，相对于他们各自的“摸点”来说，完全吻合。正常人有明亮的双眼，能看到活生生的立体的大象，所以才觉得几个盲人可笑。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盲人”，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站在所有角度观察事物，所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得出的任何论点，都是偏激的、偏见的。实际上，假如一个人想用一个论点把所有问题都谈清楚，先不说这种企图的难以实现，就是勉强为之，端出来的却是一碗温吞水，不可能是矿泉水或者可乐、雪碧、啤酒、清茶等各具特色和味道的饮料。
绘画中的立体主义(Cubism)，其聪明之处在于试图以平面来表现立体，而其愚蠢之处也在于试图以平面来表现立体，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却是违背客观的，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探讨美学规律，就如面对一个复杂的物象，倘若我们不停转换角度，我们就永远眼花缭乱，别想明白究竟“什么是美”。早在20年代，现象学派美学家 M·盖格尔《美学》就针对美学研究发展的情势说过这样一段话：“美学犹如一面风向旗，它被哲学的、文化的、科学理论的阵风刮来刮去。时而形而上学地研究，时而经验地研究，时而规范地研究，时而描述地研究，时而从艺术家角度研究，时而又从欣赏者角度研究。今天在艺术中看到了审美的中心，似乎自然美只是艺术美的前提，而明天又在艺术美中注意第二手的自然美……”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说不清”，不是有意和稀泥，而是在具体分析，是在辨证地思考问题。倘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都认为没有问题，那无疑是当事者的无知。
（三）标准、辩论以及合同
人的思想意识和评判事物的方法，取决于很多因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而最终都经由主观方面表现出来。
标准，是艺术批评中最最要紧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是艺术批评始终不能人人满意的根由。人人都有角度、立场、方法、标准，而且，随着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其针对性随之发生变化。
关于艺术问题的矛盾，主要产生于持不同标准的辩论者之间。《庄子》谓：“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第二）；“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则阳第二十五）；“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天下第三十三）。艺术问题，永远有辩论的可能和必要，便是有些东西大家难以共同认可，谁也不服谁。
物品交易中，一种双方都认为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签订合同。艺术批评，标准的建立，条件的理清，类似与双方签定一份合同。一旦大家能确定一个都认同的标准，签订评判的“合同”，也许就不会再发生辩论。事实上，大家看问题的方法不可能一样，批评的标准不可能统一，所以辩论会一直发生。站在鸡蛋侧面的人，不会想到和相信鸡蛋还有两头，同样，站在鸡蛋两头的人，也不承认和愿意到侧面看看，这无疑会造成恒的误会。倘若都认同鸡蛋有侧面和两头这个事实，双方也就和解而没有什么论辩的必要了。事实上，正在热争的双方，态度都主观而绝对，都死咬住自己眼前的这一端，弃宏观和客观于不顾；双方的道理都明摆着，所以都妄想让对方首先承认自己这一端的存在与正确、斥责对方应该放弃偏见，谁也不愿首先妥协，于是不欢而散、论辩无果。
对于艺术的评判，一点也不比观察鸡蛋简单，更像摸大象的一群瞎子，说柱子、墙壁、绳子、蒲扇，都对，因为他们分别摸到的是大象的腿、侧身、尾巴和耳朵。可惜得很，很多人的观念有时是十分固执的，当他们听到一个新观念时，不待细听其内容，就开始准备否定了。
艺术水准的评判，之所以发生异议，大多也是没有一个“合同”，虽然这个“合同”并不是不能事先签定的，比如，对传统的认识、对创新的理解等等。
（四）坐标和参数
艺术缺乏科学的“量化”特质，所以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优劣。但是，我们不妨借鉴“科学观”，帮助解决一些艺术批评中的问题，来认识艺术批评甚或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
坐标和参数，是两个重要的科学概念，在数理分析中是不可缺少的。坐标（coordinate），有同等、并列、协调、同格、同位等意；参数(parameter)，出于希腊语，意为“在旁边的尺子”。总之，有了可以具体比较的东西，弄清楚要比什么、怎么比，才可以定位——品评座次。
书法艺术的批评的坐标，是书法文字史、书家承传史、书体演化史等。要衡量一个书家的优劣，无论其人其书，都不妨以上述几个角度建立相应的坐标系，然后把要分析的对象放进去，大、小、正、负，其“坐标值”马上得出。坐标系，可以做得很具体，比如：隶书坐标系、草书坐标系、碑书坐标系、正书坐标系等等，如此，便可以给每一位特定的书家以一个纵向比较，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量值”。是否真的“空前绝后”，放进坐标系中观察便知。
江山代有书家出。也许一代不如一代，也许代代有所特长，这要具体分析在哪一方面。“方面”，就是参数。比如，以尺幅大小为参数，今人丈余巨幅为寻常物件，单比这方面，古人当然要认输。倘若以笔墨工夫或者文字修养为参数，古人得天独厚，今人则大多退避三舍了。
（五）文艺批评科学化
艺术批评的标准，不能像尺度秤量那样科学。科学是理性的、法则的；艺术是感性的、趣味的。科学有规律性，可以套用公式、定理；但艺术行为，没有严格的规律可循，要回答好还是坏、优还是劣、雅还是俗，难以立即作答。科学和艺术的分野，还不仅在于有无量化的评定标准，而更可以牵涉和引申到科学与经济、经济与文明、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市场等问题的区分。
艺术的很多问题，比如评判和批评的标准，是没有定论的，即不科学化。梁漱溟先生之所以说“社会科学只算得是‘准科学’”（《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基于“愈不精确而难语于科学”的考虑。但是，艺术的魅力和存在，就在于其模糊性。艺术行为也是不能科学的，否则，一旦我们发现和确立了一个清晰的评判标准，艺术会变成一种类似体育比赛的行为，或许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幅书法作品，其尺幅面积多大，是个科学问题，可以由尺子来度量，但其文化含量多大、造诣多高，则是个艺术问题，完全是个不定数，因人而异。厨师有资格证书，理发师也有资格证书，钳工、车工、铆工都有级别之分，都有上岗证，但文艺家却没有上岗证，歌手没有，演员没有，书法家没有，画家没有，批评家也没有。大概文艺作品属于特殊产品。书法，纯科学算不上，应用科学也算不上，它只是一门艺术。艺术虽然没有类乎科学的批判标准，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在研究它时采用一种科学化的视角。
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是科学和技术手段的首要特征。而艺术的品评，则主要是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既无衡量的标准，更无量化的单位可言。一根钢条，有长度、直径、重量、刚度、含碳量等量化的东西来具体评价，但是，一根笔墨线条或者点画，其方还是圆、软还是硬、疾还是徐、厚还是薄、轻还是重等等，只是依靠视觉判断、心里感应，无法具体衡量。线条和点画，这些基本构件的质量，我们尚且无法衡量，遑论由它们复杂地组构而成的一个字、一行字或者一篇字。
对书法艺术水准的测量，我们依据的是一些过去的、已成习惯的欣赏模式和经验，但是，这个过程中仍然完全是出自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的心理、思维、意识、感觉、感应、体会、思悟、品位、揣摩、对照。
（六）批评杂感
艺术创造讲究个性，艺术批评也同样要讲究个性。我们需要个性化的批评，不痛不痒的“八股式”的批评文字，着实没有什么意思。或许出于无奈而写应景文章，这样的东西不能算真正的批评。批评，本来可以说好听的话，也可以说不好听的话。不管话好不好听，只要说到点子上，说得内行，就是合格的批评；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批评。不贴切的赞扬，与漫无边际的批评一样，都是不合格的，都是批评对象的误解、不尊敬。
批评需要个性，但要允当，不要偏激。距离、视角和立场，都会影响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隔”，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是“只缘不在此山中”。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除了利益的干系，往往还由感情的介入。感情因素，也是艺术批评不客观的一大原由。
被批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初出茅庐者，希望著名批评家批评，人家还未必就批评你。著名书家，你说他好话可以，说他几句不中听的话，他肯定会恼火，与你结仇，更别自我批评了。明张岱《陶庵梦艺》记酒徒张东谷数落张岱兄弟说“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管会吃不会吃”，张岱以为“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今天不妨借来数落当下的一种批评现状，为：“表扬的话只是听，不管说得真不真；批评的话只是不听，不管说的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批评，很多是偏颇的。比如，介绍某一位艺术家，先是其艺术经历，如何坎坷、不易，随之，是他的艺术是如何成功，获得多少殊荣，尤其是他曾经多少次出国，则更显其风光、更有说服力；一阵子赞扬词句之后，偶尔也捎带几句侧面的批评或者意见、建议，最后，一句“让我们期盼他获得更大的成功”完事大吉。——这种批评完全是“八股式”的，是有问题的。他坎坷，是为了他个人的将来，他成功，是他自己获益，他获得更大的成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由此可见，介绍某个个人的艺术成就，基本没有想到相关领域的集体事业，更遑谈整个社会的文化贡献。
批评一旦市场化，属于一种经济行为，随着经济杠杆而倾斜，批评也就随之变质。商品经济社会，批评被当作一种成名手段，宣传、展览、拍卖等等媒体的和市场的操作，都为了“包装”一个艺术家。于是，书画作品的价格，在拍卖场上今人的比古人的价钱高，不过谁也不能就此说今人胜古人。市场是变幻莫测的，今年一平方尺两千块，明年就没准，也许还不到两千块。由此可从侧面反思，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只是一个权宜之法，是很简陋的。艺术品可以被当作股票来炒作，不知是否艺术品的幸事。
衡量艺术品，可以用经济标准，也可以用艺术标准，要区分对待。经济利益的实现，并不代表艺术水平的高超；同理，拥有了艺术水平，也并不能保证获得经济利益。艺术家不必埋怨市场的幼稚，因为艺术品的鉴赏毕竟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所以大多收藏者只是随波逐流罢了。比如书法与碑帖的赏鉴与收藏，单是这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就足以令人外望而却步，何况更需要其他方面的修养和学问，如历史学、考古学、风俗学、文学、篆刻学、绘画学、材料学、工艺学、心理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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