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真是百无一用了。

“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贤者能尽祭之义”[170]，儒家的“礼”，是一种理性精神与文化原则，渗透到诸如崇拜、祭祀、仪式等等方面，这使儒者对未知的形而上之物，心存一种敬畏之心[171]，亦因之，儒家学者在“辟佛”的同时，最终不会做出什么大不敬之举，而旁敲侧击，则是陈述意见的最妙之法。“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缺哉”[172]，此喻甚高明：人之所需、所尚、所贵，自有差别，故毋需强辨轩轾；况且这差别，大多是文化上的、心理上的，人各有志，不可能都出世，也不可能都入世，何需操心。且看，文士辩论的同时，百姓的香火没有断过；中国的宗教形态，同文化一样，历来有“民间”与“士林”之分，其实践与理论表现虽不同，但作为一种有益的生存与处世哲学[173]则是一致的。

禅，则紧紧扣住了文人的心。大约出现在三国时期的《维摩诘经》，是佛教经典译本中最受门阀士族所欢迎的，其主要因缘在于其中的主人维摩诘的独特身份：他不是出家人，而是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他“辩才无碍，游戏神通”、“一心禅寂，摄诸乱意”、“示有妻子，常修梵行”、“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174]。这种世俗化的倾向[175]，以及维摩诘独特的“宴坐”[176]修禅方法，颇有庄子所谓“坐忘”的意思。在世间而有出世之法、在家与出家一样可以得道，这足以令文人士大夫目动神迷、跃跃欲试。于是，《维摩诘经》与《易经》、《老子》、《庄子》被合称作“四大玄书”，促进了玄学中道与佛的融会。唐以后，士人则开始沉湎于禅，半醉半歌半坐禅，酒、诗、禅，三点一线。至于五代及宋，禅与士大夫水乳交融，居士禅成为一种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现象，影响深远。文字理论之外，在寺院维摩经变壁画中，自北朝而隋唐而宋，他已完全脱去梵容，一副士大夫心目中的高士形象。由于都谈“心”与“性”，儒与禅难免不期而遇。宋儒理学大师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177]，无不是在深研佛禅的精微之后而弘辟儒学的；至于新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一派被攻讦为“阳儒阴释”、“儒表佛里”、“亦禅亦儒”，实际上却是“持养上用禅，其归趣却在儒”[178]。至于明清，“惟学佛然后知儒，亦惟真儒乃能学佛”，“明诸高僧多取这种姿态”[179]。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竟在文人士大夫这里方便地实现了、普及了，这颇值得品味。

佛教的影响在禅一路，禅的影响在文人一路，文人的影响在史书一路，这就够了。禅，既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嗜好，也是一门生存之学、处世之学、思想之学，也因之而显出宗教的文化质素与本性来。

3.2  “君子知命”

像明清之际的其他文士一样，禅对于八大而言，是外在的；其实，“先生之修禅，皆因居之时，偕以解外纷以舒其抑郁无聊之意，而实未尝有害于吾道也”[180]。“吾道”是什么？吾道不孤，儒家为归宿。于佛禅之理，八大山人不是无能力进行下去，只是无心于此。理有可明，而命有所定，其“定”在为人之不能推卸的良知与不得已而承担的责任感。

“禅家出世之说，如闭目不见鼻，而鼻自在”[181]。佛中之禅，是被中国道与儒改造后了的佛；士大夫谈禅论道，最后不失其儒家本色。自欺欺人究竟于心不安。谈禅者饶有兴致地谈着各自心中的禅，慢条斯理，这只是一种工具、外表。借助于禅，与依赖于酒一样，只是暂时的逃脱现实；之所以要“逃”，是有必要，乃是心中还不能放下。他们的“外儒而内释”，是“不得已”，他们时刻准备着在不得志时亲近佛禅；然而，“难报君亲犹窃禄，未离身世且参禅”[182]，总是痛苦的。袁枚《随园诗话》开篇一句：“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183]这正点中了文人的痼疾。“儒者”一向被看作“弱者”，他们游走四方，凭头脑而求得社会地位，合乎情理[184]。文人动辄以居士自称，只是一种“口头禅”，一种象征、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居士，一如诗僧[185]，只是“外衣”不同，其内容一样，他们比于单纯的信教者更有文化，他们交游一起，共同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精神。

让士人彻底放下，那是害其儒道、害其性命，根本做不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86]其命注定如此，不得已耳。不是统治者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有“治天下”的自觉意识，虽然经常不被重视，但愿意操心，以谋求天下苍生的幸福生活，再“穷”也要“独善其身”，保持着内心的纯洁和理想的高尚。“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187]他们静不下来，“逃”不出去也无处可“逃”。大谈隐逸、超世、醉梦、名声、兴衰、生死，其实正是这些东西挂碍于心，真正超脱的声音，别人是听不见的。田园诗人们之作，是生活处境限定下的真情，其实“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188]，只是比起一般文人来得自然而不太着相而已。可以逃的，是痛苦、是劫难、是虚无、是禅名，而不是社会的“良知”。除了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中国的“社会良心”也重重地落在知识分子即“士”[189]阶层的身上。在知识分子眼中，道统的束缚，要远在政统之上；牺牲于政统之下他们或许有所怨言，但匍匐于道统之下他们却无怨无悔。道统，便是人心、良心、良知、善性、人性，这道统，也正是政统所可以利用的所在；苟有觉醒者，便是所谓的反抗精神。

八大的为僧“逃禅”，乃是趋时变通，尽心尽力以“邀命”而已[190]。这，建立在对事实的认识态度上。“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191]，家国之逢遇，天运靡常、皆因时数。“不怨天，不尤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192]，八大最终从心底理智地接受了现实，没有做最后的牺牲，惟此而已。

关注于社会中之“人”，是中国思想之本，而人的复杂性，注定思想的多元性。“实践理性”与“人文主义宗教”的模式[193]，今即古、古即今，同一规律。虽说“信而好古”，但价值却在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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