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6年（68-71岁），熔铸宋元传统期，此期间情绪趋于稳定，画路则由董其昌而上溯宋元诸家，构图严谨，笔墨细润，自然恢弘；三，1697-1699年（72-74岁）提炼笔墨期，书法画法相参，图式简括，笔墨精妙，华滋清远；四，1700-1705年（75-80岁），幽淡天真期，得倪瓒神髓，笔墨洗练，空寂疏净。八大的最大成就在花鸟画，大致经历了继承与探索时期、个性的创造时期、晚年的成熟期这三个阶段[218]。八大山人的作品，不管以怎样的角度来分段，其发展的脉络却是一致的：笔墨越来越老辣、风格越来越成熟、心态越来越平稳。

《传綮写生册》[219]为现存八大最早作品，造形受沈周、徐渭及陈淳[220]诸家写生法的影响，个人风格虽犹未显，但个性与才情已然毕露。该册构图取“折枝法”，有彼时版印画谱如《十竹斋笺谱》模式，但八大在布局谋篇上下了大功夫，包括题款的位置，均见匠心：分布或作对角、或作沿边、或作居中，留出大片空白，如此奇正相生、取势取气的方略，在八大一生的花鸟画中，是贯彻始终的。八大早期绘画的某些习性，如《花卉册》之六的梨花、《花果图卷》的梅、《墨花图卷》中的松[221]，枝叶间的散毫蹲皴，是他用笔的个性化符号，与成熟期乃至晚年的梅和松的枝叶间处理方法是一致的[222]。八大最初喜用方笔，勾勒中见刚劲猛健，至于晚岁，则归于平和冲融，化为圆拙厚朴，如大匠之挥钝铁。人至于晚年便“宁静”[223]下来，在学术与艺术中，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当然有社会的和年龄生理的原因，但究其根缘，乃是对自然与人生的最后参悟、印证与认可，超脱了所有的形而下阶段、迈入形而上层面，继而回归中点。

“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谓之道”[224]。性而定命，改性难，使性近道更难。古人日常起居，带盘杖笔，有铭为戒，在于时刻涵养其性、稳定其习；积习以变其性格、易其命运。“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225]，苏东坡感到的这一苦恼，八大也一定经历到了。生性刚毅峻烈的八大，有敏感的艺术气质，因此有幸的是，在他费尽心力无复气馁惰怠之后，没有如枯井之水，没有麻木不仁，而是情有寄托，笔含温情。“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226]，与倪云林一样，八大的这种与生带来的天真、灵性与温情，是凝固了的，其颠其迂，乃是其提炼于生命的全部的风雅。

八大山人画中的高华之气，虽说直接来自于他简净至纯的笔墨，但更是他心性的外露、物化。即便落拓江湖，也不染俗尘。他画中的天趣与真情，是中国文人画的独特所在；它是文人寻找自我的桥梁、藉以生存的工具。心有郁郁，如病在身，适可笔墨遣之[227]，也正是在这精神极放松的情状之下，最好的作品产生出来。“从浅近平易处理会”[228]；“言语的美在于明晰，但不至流于平庸”[229]，八大山人便是如此，以冰雪之心，行米盐之地，在熟悉中寻出了陌生，在陌生中掘出了诗意，在诗意中托出了伟大。

“生也有涯，无涯为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哉心，余心有寄”[230]。于是，凭了心性、靠了真诚，艺术最本质、最私密、最自然、最有神趣的东西被汲取了出来，清亮亮的。

(崔自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