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面,而不应是“死”的方面[194]。“活”的方面,则试图造就最完美的“活人”,使之现实与理想结合、客观与主观结合、物质与精神结合。
佛家出世,儒家入世,似乎道家的折中办法是最佳选择,但是,道家“既看不起现实人生,又不肯直接舍弃,他虽想利用自然,又没有一个积极奋斗的意态,因而曲折了走上了神仙与长生的追求”,只是一种“诗意的想象”[195]。道家的这一“诗意”,却成了中国文化艺术思想中最有意思的成分。儒家讲“仁”,也就是讲“道”[196];只是这“道”,更其宽、更其大。
君子“不谓命”,见性知天,则合乎于道[197],则可实现“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198]。至于是儒是道还是佛,则无关紧要,只要是“圣人之教”,无非“善”与“正”[199],故当择善而从。儒家代表人物颜回的思想深度与哲学意义,理学“二程”之一的程颐曾给予系统阐发[200]。颜回所为乃圣人之道,其“心斋”与“坐忘”[201]之学,其境界乃是圆融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并源自于切身体验的;“学至圣人,则一物不留,胸次常虚,故夫子曰‘空空如也’”[202]。听之以心,万物无遗,荡荡默默而不自得,倘不曾走过人生最庄严的一段历程,是无法体验到儒家思想之伟大境界的。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203],称“君子”岂易哉?儒家之学,一本万殊,“经天纬地”[204],称“儒者”岂易哉?儒家“心学”概念的宽泛化与复合化,既见儒佛之可通,更足徵儒学的涵容性之大。一个学说的伟大,在于它能通融涵盖诸方,倘有不能、倘有抵牾、倘有隔阂,即证明自己的狭隘与浅薄。在儒学受佛学启发的同时,佛学至中唐后也开始向儒学靠近,以适应社会的最终需求。“从来名士好佛者必抑儒,非惟不知儒,实不知佛耳。”[205]知佛学,不但不妨害儒学,更可助“真儒”以适用多方。要害处是,儒学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章,而是让人认识到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性,告诉人“命”是什么。迅速的痛苦危险的死,很容易;长久的平安幸福的生,却无比的难。还有比“命”更大的事情么?
八大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个春秋,回首往事,当是感慨万千、心潮澎湃;与往常的随意洒脱不同,他以极为工整的行楷抄录一遍《程子〈四箴〉》[206],于视、于听、于言、于动,自省、自觉、自察、自策。“顺理则裕,从欲唯危”,“习与性成,圣贤同归”,如是之“克己复礼”[207],可悲么?不!那不是什么简单的束缚人性的说教,那本是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大信、大勇、大善、大真、大美、大道、大德,是对人类整体的大慈悲、大关怀,是维系社会正常的秩序而做出的个人的大牺牲;克己以制怒,伟哉!倘若谁都不克制、大动干戈,结果怎样呢?小人之心,不但臆度君子之腹,还利用君子彬彬之礼,而成就自己之大事、反过来再统治君子,悲哉!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8]
3.3 “余心有寄”
艺术,倘若尚未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内在需求”或“必要”[209],那么,他是体验不到精神生活的切身快乐的,同时也是触摸不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的。
哲学之可信,在于其合理;宗教之可信,亦必在于此。信仰,一旦出于理解、成为内在需要,便是信念,便不可轻易转移。宗教的意义,必须是积极的,必须“通过直接体验获得的知识才具有赋予生命的价值”[210]。这是梦么?我是谁?生命是什么?正是在静默与思辩之后,“本来面目”出现了,于是,在苦闷中解脱、在解脱后获得新生。假如自觉以后,什么也不想干,那么,这种“自觉”是消极的、没有意义的;虽继续生,仍等于死。
宗教有镇静作用,让人化性,泯灭个性;但是,倘若化无了、没有了性,也就失去了最平常的生存状态。“化”,当如中庸之道,即便偶尔有所异常、偏离、波动、摆荡,也会很快静止下来、回归到平衡的中点;把握最快的最大的力量、寻求适于自己的“回归”之道,便是修行之所在。中庸之伟大,在于化解矛盾。当你觉得有矛盾时,一定是尚未想清楚;比如文艺理论中文与质、写实与写意、继承与创新、有我与无我、言志与载道、平常心与大悲怀、温柔敦厚与不愤不作、独抒性灵与怪怪奇奇等等,当转换一个更宽阔的视角来审视,或者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立场来观察,就立刻知道原有的矛盾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它本来不存在。中庸为“超脱”揭示出其意义:普遍而不偏狭、全面而不局限、长远而不短浅、辨证而不简单、统一而不对立、活变而不死执。
我为什么要痛苦?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要懈怠?“觉悟,便是信”,“懈意一生,便是自弃自暴”[211]。内心痛苦的解脱与化解,只能靠自觉,而后自信。
“可但前身是画师”[212],八大在艺术园地的劳作中,自觉了、自信了。“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13]?伟大的心性、崇高的理想,不也可以在这一园地中收获么?“当传统宗教与切身经验之间产生了鸿沟后,最终往往要用某种形式的宗教复兴来弥合。”[214]这时的艺术,是升华了的,是超脱于单纯的视觉境域而进入了心性的形而上的层次。
从八大一生画作的变化过程,可见其“心性”之消长。其作品,以生平履历为转变标志,大致可分三个时期[215]:一,出家为僧即礼佛期(23-55岁,1648-1680年);二,心理矛盾即情绪危机期(55-65岁,1680-1690年);三,艺术成长与成熟期(65-80岁,1690-1705年)。而且,他不同时期署款名号及其格式、钤用印章也在变化,成为今天鉴赏八大山人作品的重要依据[216]。八大的山水画笔墨风格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作四个阶段[217]:一,1681-1693年(56-68岁),初创期,彼时刚返俗,其心境复杂,始习山水,笔墨稚嫩,景象枯索;二,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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