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8],岂可不慎诸?简练到“一言”,还未臻其巅,还有终极的理想,就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249];当然,这只是司空图论述“含蓄”手法时的一种理想说法,忘言而无言、无言而心悦,这需要主观的极大的能动作用。不管浅深聚散,万取总有一收,倘若真的一言不发、一笔不画,白纸一张,风流何来?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不著一字”,指的是不著一个废字、冗字,华而不实、无聊无味之字,这时剩下的字当然一以当十。
一挥而切中肯綮、一语而抓住要害、一笔而入木三分,“一言以定”,八大山人极倾慕这样的境界[250],则是直以禅宗“弄一车兵器,不是杀人手段;我有寸铁,便可杀人”[251]之喻为师。“单刀直入”,八大只是如此期望,在他的文字语言如诗中他没有做到,但是在他的画中,他做到了;这种艺术审美经验,八大是从实证中得来的,其简净的画语背后,暗寓着无限深意。
至道不难,至道不烦[252],至道至言,至言至简。画道同文理,画语同文言,“语少而意密”[253],最有风韵。求“简”,不可以刻意,但不刻意又不行。“简”,可以展示笔墨之大巧,然若修养不济,反而弄巧成拙,丑露无遗。
5.2 语言竞争
5.2.1 符号化
符号,是一种客观现象。社会中的各种符号,均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在文化艺术中为普遍存在。人类提炼语言符号的过程,就是一部文明史。从亚里士多德到拉瓦锡再到爱因斯坦,只需要读一读他们各自的语言术语和符号系统,就可以立刻清晰地看到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法与探索自然的足迹。
文字,即是一种带有神秘意味的符号系统。文字的形成过程,即是符号化过程。原始岩画的刻符及图号,其实就是一种世界意义的“原始文字”和“原始语言”[254],既有形式方面的抽象性,又有内容方面的象征性;原始文字经由古典文字发展为今天的字母文字,是一个漫长的符号化过程,意味着图式形体的经验化、规律化、稳定化、概括化、象征化、简练化、秩序化、程式化。文字符号成立后,并没有固定,还在不断附加着新的意义;因解读一个符号而产生另外的符号,成为纯粹的机械化游戏,只是与科学的符号取径不同罢了[255]。
口头语言变为文字符号后,似乎神圣起来,人们开始借助这种工具来攀登形而上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世人初不离世间,而欲学出世间法。”[256]在世间而求世外,难。
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道理”。所有的思想、道理,文、史、哲,儒、道、佛,等等,都是语言而已;没有各自流传下来的一套写满语言文字的书籍,就什么也没有。一门学问其道理妙,只是其文章做得好。语言,就是历史;语言不确切,历史也不可能确切。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之所以难解读,与中国文字的独特性有关。
不同的学问、学科,用不同的语言:自然科学用抽象语言,比如数学,用符号、方程式来推证;社会科学则用都能听懂的日常语言,以便流传。不同领域使用不同语言,就像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种;说的虽妙,听不懂等于没说。于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大问题。从原文经由译者变为译文,加之辗转翻版,最后到读者脑子里的意思,先不论“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257]之憾,就因误差积累,南辕北辙也是不奇怪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根本无法翻译的哲学概念,是根本无法“信、达、雅”的[258]。
文字概念中有“瓶颈现象”:有意思的字被经常使用,越是被经常使用,就越容易被赋予更多的“意思”。中国文论艺论中,很多字便是这样的,包含无穷的难“言”之“意”,如:天、一、道、空、心、气、性、命、有、无、名、实、虚、是、非、文、艺、术、学、风、形、言、意、思、知、识、行、象、境、兴、书、画、士、游、隐、狂、义,等等。
世间符号,至简而至大者,无有如中国文字者。中国文字之高明,是先圣格物之精所致,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其高明不仅在于“中国用目,外国贵耳”[259],而且在于形、象、音、声之外,有气有理、有事有情、有心有物、有性有命,邈远其意矣。一个中国字,就可以“表实、表德、表业”[260],由之构成的巨制宏篇若韵文骈赋,堪称镂彩错金,那种高明的“形式主义”古今中外没有可与之相比美的,至如一首“回文诗”或一副“对联”(楹联),在一整套严格的声律规范下来抒发无限的审美自由与营造无穷的意象空间,西人文字无法梦见。
艺术语言的符号化,有其进步性和必然性。中国艺术的精神是写意的,书法、绘画、京剧等等无一例外。写意要求符号,没有了符号,就没有了艺术;艺术只能写意,不能写实,比如京剧的表演套路和脸谱[261]。“真实山溪,看似梦幻;水墨写景,乃是真山。”[262]假的可以当作真的,符号是中介物。绘画的绝对写意性,决定了绘画的必然符号化。画家超越了自然物象与视觉的具体形态,经过了描摹、熟练、筛选、提炼、简化以及变形、夸张、塑造、再塑造,最后典型化、象征化而至于符号化。符号使画家摆脱了具象之形的束缚,进而反省形而上的道理,来笔参造化,神与物游。
文字语言的符号化,也是一直在进步着么?值得一思。
5.2.2 “予岂好辩哉”
“思理为妙,神与物游。”[263]“妙”“理”,就是“妙言”。只要“言”,就有“理”;觉得妙就妙。
譬如万花筒,只要旋转,就有新鲜的图案;不旋转,什么事也没有。再譬如“迷宫”,绕进去娱乐,徒耗精力,终无价值。前人留下“妙理”,后人揣摩,有新感受,就添进去,再往下流传。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脑不肯歇、口不愿缄、言不知简,于是以文如烟海,虽曰博大精深,可道理一仍其旧的那样简单、不变。都想独特,“新鲜”东西越后来越多。想着空前绝后,最为荒唐。人生几何,可见者几多?文字也是“游戏”,一如“万花筒”与“迷宫”,本来什么也没有,只是因为旋转、绕圈子;需要的只是时间,有精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计算机程序里有所谓的“死循环”,一如人身之“赘疣”,虽然在很忙碌地运行着,但只是它自己那一段,对于整个任务没有关系、没有任何意义。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264]。“言”之能力有限,见矣。在追逐学问文章的时候,忘了“微言大义”之旨[265],的确是文人的一大缺憾。
这是“语言竞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商品竞争。言之不止,理则无穷。左缠右绕、叠床架屋,东拉西扯、青红皂白,古往今来,“理”不可谓不多,然而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简单了而是复杂了。“复杂”者,复而杂也,观点虽变而意思重叠、角度虽异而概念混乱。究竟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志道恳切,始能透彻文字。修辞简省,是诚、是真、是智;知“道不可言”而大言之,是伪;为“辨”而“辩”,是愚。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66],孟子有很多“不得已”的时候,其好辩论的理由是感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然而,双方在面红耳赤后,不甘示弱,想方设法在下一回合击败对手,永无休息。——庄子指出了“辩论”的弊病,即“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其愚蠢之处正如“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267]。辩论的“不得已”,也许并非别无选择,属于“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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