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以及天人交感、天人合一的重要性，声称冥乎天、地、人三道者可以称王[23]，由此可见，难言又要言，既言还要让人相信，其苦衷如是。

天——命——心——性——道——理——气，这些形而上的概念连为一线、相互纽结，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独绝的哲学思想出焉[24]。中国艺术美学中气韵、生动、味道、简淡、灵性、气象、格调、情致等等审美概念，均衍生于这些形而上的大概念。中国的诗与画，之所以话题丰富、意思无穷，也与这些说不清楚的概念有渊缘。

最后，所有的问题都落在“教”上。儒、道与佛，都可用“教”字贯其“学”。“教”、“学”，即“修道”之途；“道”，导也。教导人，当然是大事情，于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为孟子所谓“三乐”[25]之一。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26]“道心惟微，神理设教。”[27]

天下所有的学问，围绕一“道”字展开，只是个说法不同。儒、道、佛三教，能相通、相合，就在“道”[28]。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阐释“道”的“合订本”。这“道”字，“道家”之学[29]先占用了，但“道”本来是大法则、总规律、人生观、方法论，谁都可以用。“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30]。三家又都言“一”，“一”还是“道”。大凡学问，所以能成立，就在其道理；可以与人不同，但必须能合，否则就没道理。即便一儒家，又支分流派，虽阐发各异，“一本散于万殊”，然圣道为本，“万殊总归一致”[31]；佛、道二家，亦同于此。“周孔即佛，佛即周孔”[32]，“白黑均善，殊途同归”[33]，佛与儒能相会；“佛之与道，固无二致”，老庄即禅[34]，佛与道能相会；儒与道相会更容易，《庄子》把颜回发挥得淋漓尽致，虽以“重言”而杜撰儒家故事，但也说明其内理本和。综之，儒、道与佛，融通可嘉。

俗言“知道了”，“道”，哪那么容易“知”！所以，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35]。关于“道”，《庄子》中有孔子问老子一段，老子说“窅然难言哉”[36]，并描述了一番。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37]虽说“恍惚”，但“真”而“信”，若有若无，但的确存在、只是不好明确表示[38]；这让人半信半疑，但是，它随时随地存在着、发生着作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39]

“知道者必达于理”；“道，理也”[40]。“理”[41]，与“道”同义，故说“道理”。“道”与“理”，有思悟、有推演，共同构造出“然”与“所以然”的思维大框架。

任何事情到到了高明的层次，便触及“道理”。艺术如习画者，亦当“以明理为主”，理不明，则画不工、不妙[42]。一如伟大的艺术家，也同时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因为艺术的最后问题必然要涉及“心灵的绝对领域”[43]。

启发人思、发现道理，是艺术的意味所在。八大山人的画便是这样。譬如《松鹿图轴》一作[44]，一只鹿正回身举项，看一只从头顶飞过的鸟，一株老松正遮住鹿的视线，这样戏剧性的情节，有声有色，有情有理。鹿虽非人，但读者可以进入画面，设身处地地想，便立刻从中寻味到很多东西；此时的感受，已从画面内的画艺、画理，延伸到画面之外的自然之理。在这个审美的过程中，读者既领略到了作者的心性，更缘之而开始揣摩万物之心性。

1.2  有理为美

古希腊人认为“数”象征着神性和秩序，是宇宙万物和谐一致的神秘因素。“数”，就是和谐、就是美，“和谐的数量关系造就美”，包括完满、比例、均衡、对称、中和、调和、对立、层次等等因素[45]。在杳无际涯的宇宙中，以及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甚至数理的抽象世界中，存在着“秩序”。1869年2月，门捷耶夫在长时间分析了化学元素周期性之后，排列出第一个元素周期律图表，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之旅中堪称轰然足音。掌握了这种秩序，人类有了重新组合物质的权利和自由，人类的造物活动由此正式开始，它远比古代的炼金术可怕得多。这种和谐而崇高的“秩序”，匪夷所思，它是一种内美、大美，面对它，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产生出宗教般的情绪来[46]。

“数”的美，在于其精确、简练、单纯、干净，依它可以营造出宏伟、肃穆、庄严、高贵的审美气象[47]。用一种简练的形式来得出精确的答案，是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具有优美的特征，虽然是科学问题，却有着“美学基础”，其数学结构和谐一致、前后贯通，理解它的人“无法逃避它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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