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与大伪，天真与愚蠢，开放与无耻，其距离几何？

“他给我的印象，就像被子弹打中，被刀剌伤了一样，从此就留下他的痕迹了”，作家老村在写我的文中的这句话，给人留下印象。银河百年，蓬山几度。金风玉露，绿水青山。

我这么好看，怎么还能犯错误呢？北京这么大，怎么还能撞车呢？很多人对事物的判断，其话语初听起来似乎合理，其实完全是蠢话，说的是两个没有什么逻辑关联的问题。

教师应该善于发现学生的问题，然后因材施教。

现在的孩子们学习负担重，作业多，其实，很多作业没有意义，思维混乱，莫名其妙，做了不如不做，瞎耽误工夫，起不到应有的学习效果。好的作业题，应该是开启智慧，寓教于乐，一以当十，而不是为作业而作业，增加孩子们的负担。

老师的教育，不能只使孩子们知其然，更要让他们知其所以然。然，显然、虽然、必然、当然、果然、自然、信然……很多事物的存在，显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虽然你不断地试图反驳或理解它，但你终归弄不清楚其必然性何在；当然，你可以继续努力地思考下去，也许果然你能得到一点启发，但严酷的事实告诉你什么是自然的存在。存在即合理，信然。

很多东西是用不上的，等于没用，有之不如无之。

有困难自己解决，这样可以锻炼和提高你自己的能力。轻易不要请求朋友的帮助，他不应允你便容易因此疏远你们之间的关系，他若慨然应允，则有时会纵容你，犯下一个你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成全与破坏，帮助与陷害，其因果有时是茫然而后清晰的，但有卖后悔摇的地方么？

“忙中出差错。”不要在仓促之间决定一个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勉强承担，你会因为疲累而改变初衷。

得大一而失小百，不为失也；得小百而失大一，不为得也。

大小相对，偏正相对。小路走多了，就是大路，就是正道。

有时兼得是两全齐美之事；有时兼备则什么也不是。离与合，确两说。

超长，是不正常的一种。

伞遮雨，为其用，伞下火，岂容之？

没毛病是最大的毛病。没有毛病则圆活无碍，则没有把柄，则不能束缚管理之。

合情合理又合法。男女之事，单凭感性的发生有时会衍生出罪孽，但直接出自理性反而也是罪孽。

科学家的头脑里有不科学的成分。只要是人，就不好办了；只要是鬼，就不必办了。

“恭拜求詈”，恭敬地一拜请求骂我一顿吧，多么谦虚。即便是老师，骂人也不是什么道德啊，所以谁愿意骂人呢？何况那又是于别人有利而于己不利之事。老师的态度也不是一律不变的，也可能情绪不好。一骂则跑的学生，不能上进，除非他将来可以开宗立派。但是，毕竟庸才多而大才少。

知我者恕我之直，知我者可为我之友；不知我者不知我之意，不知我者何必与之游？

源亦有源，故《辞源》非源。

事以密成，而以泄败。

当你兴奋地挥笔时，你必须依靠技巧把你的情绪控制住，以便展现一幅干净的画面。所谓“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高贵搞鬼，景慕静穆。

中国文化的变易性、融通性，容易造成骗子，中国画亦然。

谦虚，于内为修养，于外为美德。

与女士则握手以示亲，与男士则拱手以示敬。

讲“学术规范”，但什么是“学术规范”？约定俗成么？但总有第一个缘起者。学术与创作，难以犁清。学术，难道就没有个性的么？

学术有大小，我不反对刘心武把自己对《红楼梦》的独到心得叫学术研究，并把对秦可卿的个案研究叫“秦学”。

路有设计出来的，路更是人走出来的。

无论是谁的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深奥得让人听不懂，更不可能把人给吓死。所以，学术的繁荣，乐了造纸厂，苦了大片森林而已。年尾了，我谨代表全国的造纸厂，向作家协会、文联、书协、美协等单位致以诚挚的问候，祝愿你们在来年取得更大的成就。

先有了自己的面目，再进行熟练、完善、提炼、象征、符号化，融入个人的情思与追求，才上升到艺术的风格。

现在的孩子，本来可以幸福地生活，但学习令他们累弯了腰，究竟还不仅仅是要面对将来社会竞争的压力，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拙劣的教学制度和方法。我们多么需要优秀的教师啊！！！教育体制的改革，要从提高教师队伍开始，要吸引一流的人才，用优厚的待遇，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我们当初高考的时候，学习好的学生都不愿意上师范院校，现在的后遗症开始显示出来了。我现在愿意做一位教师，但要实现自己的想法，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协调与支持。居高临下、登高而招，也许是好的战略。我说过我愿意从博士生导师与两院院士开始着手，如此才能普及下去。整个教师队伍差的提高，是与社会文明的进步相同步的。

学习是一生的事情。

何必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地呢？不种之则长草、浪费，自己种之则自己受累，雇人种之则管理操心。资源是有限的，能维持多久看资源的多寡而定。挖掘完了，就得重新开发，以保证其新鲜性。

文物之真伪断定，向来难能说清楚，因为难以用一定客观之规来衡量，其中人的主观的因素很严重。大凡大件文物，尤其是国家出面的，比如《研山铭》等，既然认定是真迹了，就不必再讨论了，因为即便讨论，也没有更改结论的可能。此理通于其他，历史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也是这么写成的。汪精卫、周作人等人的价值，因为被认定为汉奸，于是没有谁一定要出来为他们“翻案”，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必要，即便个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做这样的事情，其费力甚大而见效甚微。

画界人士疲于奔走，所以说也不容易，其实演员也一样，政治家也一样，都不如农民自在，但是，谁又愿意作农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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