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对于禅分南北与画分南北,八大山人根本不介意,也不愿意罗嗦,而是直抵其理。他赞石涛“自成一家”,自用家法,他如此理论,也如此实践,既着墨传神,又涉笔成趣,用笔墨调和了南北宗、阐释出问题的本质。一方面说“说禅我弗解”,另一方面,又说“文辞妙处不离禅”[207],可见其不着痕迹、不即不离,正得禅旨精髓。
八大除了与董其昌在从精神上同行之外,在笔墨上也多有借鉴。65岁(1690年)后,八大始致力于山水画创作时,即为董其昌的儒雅蕴藉、天真幽淡与华滋澄明所打动。简、净、纯、清、淡、明,是八大的趣味;内心的空明与自然的真情,借助于简净厚实的笔墨,落在了纸上。他从传统中挖掘出对自己最有价值的东西,一举变化出自己的笔墨语言与图式风格;他的山水景象是抽象化、象征化、符号化了,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这“形式“中,八大开辟了一个独僻的意境,素朴荒率,人迹罕至,但生机勃勃;即便偶尔画中有人,若《山水》[208]一作,犹可以感到四下的静悄悄,其笔墨活脱如此。
画者,智慧之学。笔墨,可见性、明心;倘非得画艺之三昧者,何以知之、至之。八大山人定然有“生定”因子,否则,终其一生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于后天的际遇,为外因,是为其“修定”的最佳条件。这时的艺术创作,便处于展现内心生命的本质状态,而艺术品便是“形成、转换不朽精神的永恒再创造”[209]。天性颖悟的八大山人,在成为禅僧后不久即“竖拂称宗师”,被许为“禅林拔萃之器”[210]。八大出于曹洞、临济两宗,又不拘泥于此两宗,自谑为“丧家之狗”[211],实为悟法之后的超脱之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自负呢?他公然焚烧僧服,这一举动乃与他的“颠狂”之行有关,而并非沿袭和模仿五代至北宋时间的狂禅之风[212];八大的“大善知识”不是这种表面的东西,而是更深厚的儒家道统、责任意识、中和追求。“流水今日,明月前身”[213],禅妙在于不着外相。狂禅与棒喝的目的,不是让人更加莫名其妙,而是启人省悟、助人印证。禅宗“公案”中言语,不必细析之,毕竟“识得根源去”[214]需要切身感受到“痛”。切身感受,才是真的;八大的“痛”是一般人尝试不到的。
参“禅”入画,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对于八大也不例外。比较“驴”时期所作的《蕉石》与晚期《蕉石图轴》[215],心性差距之大显见。“全不事炉锤,纯任天机,淡处、静处、高处、简处、雄浑处,皆有不多之妙。道情真语,人不能似者,以其一诗之心在无诗,而心平气和,不骂人、不自己占地步、不傍刚寻事、不隐刺讥、不急急怨望、不骋辩才连獾。”[216]这是傅山论王维的诗,——这简直就是在谈八大与他的画。不堆不砌、不滞不凝,百炼成钢、挥斥无形,廓然简约、自在澄明,脱略行迹、来去圆融,此八大之谓乎?
峻烈的禅风,对传统无疑具有挑战性。禅僧们的艺术所依靠的是修禅而来的独创意识,个性强烈与悟性超然,而不是优厚的传统教育,所以进入他们画面的,不是文雅与技巧,而是逸趣与个性。与一般禅僧艺术家不同的是,八大早年受过家庭良好的文化素养与传统熏陶,故而在他成熟的画风中,率纵而不失沉着、奇崛而不失肃穆、豪放而不失渊雅、简净而不失雄浑;画面题材虽为寻常之物,但信手而来,发出灵光。与中国艺术史上的禅画家如牧溪、玉涧、温日观、担当、石涛、渐江等以及日本一些佛门画家如雪舟、白隐等比较,八大便可立即显出其殊胜之处;其殊胜,不仅在其内在的心性藉蕴,更在于其外示的笔墨高华。
4.3 “学画耶得省”
画与禅的关联,一如画与诗或者诗与禅的关联,恍惚而微妙。如果说八大的诗句以言志为主、受禅思的影响尚且不大的话,那么他的画语方式的简洁明快,则明显有禅旨之用。
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他托付于笔墨了。他的心在画上表现出最大的“净”界;安谧、平和、静寂,那是他的禅趣悟果。《题双西瓜图》云:“无一无分别,无二无二号。吸尽西江来,他能为汝道。”[217]他从两个西瓜入手,引禅典“一即多,多即一”、“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是一非一,是二非二”[218];他的题句直取禅语,而他的画式则曲尽禅心。
对于八大而言,“禅”对他画的作用在其为僧的初期尚属表层、稚嫩,但到中晚年以后,随着修养的提高、技法的娴熟、笔墨的老成,那画语简、净、静,平中见奇、简而驭繁、计白当黑、无中生有,则直如风行水上、无迹可寻了。
论及“禅画”,应当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界分:一,画作者为禅僧,题材不限,画面可以有禅意,也未必有禅意;二、作者不限,画作题材却为佛教题材,但禅味或浓或淡;三,作者不限,题材亦不限,画作风格则禅意十足。明乎此,便知道僧人衲子之作,未必为禅画;而画家虽非僧道中人,所画也并非道释题材,但画风却可以称禅画。至此,又回到前面曾论述的内容,“禅”,它是中国文化艺术思想的一部分,已不是单纯的佛学的原物了。
轩冕才贤、岩穴上士、道人衲子与文人士大夫,单就画而言,都只是画,当无大异,所区别的,却是画者的心性、风格。“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219],此说虽似“背反”,却道出艺术语言风格的独特与奇异之所从来,也道出艺术中禅趣之所立。画艺画法有其独特的技巧和规律,其精神旨趣毕竟与禅大异,能领会参悟于禅,但可否立竿见影地实现于笔墨,则是另外一回事。笔墨有神,始可雅会襟灵,心、眼、手、笔会合一如,无所隔阂。牧溪法常作画,“笔尖上具眼,流出威音。那边鸟雀花卉,看者莫作眼见,亦不离眼,思之”[220],其情状可知。“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车即是?”[221]牛、车、驾、行、打等等,共同作用,是整体,缺一不可,它们不能分离。
“他的艺术就是天然本真的生命,世俗形骸消亡之日,正是他的艺术走向永恒之时”[222]。“定”而慧生,大美的艺术,一定产生于忘怀得失的艺术家,其艺术状态也最接近艺术真质;“口头禅”者其实没有真正的自信。当八大山人心态平和下来以后,对于天才卓荦的他,画路就一马平川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义不远,直由心造。八大的禅悟,悟什么?忘言得意、凝神定照、画理禅思,眼前所观、心中所感、笔下所传。“一转秋波,十分春到。”[223]此时的八大山人,今非昔比,一花一鸟、一鱼一石,亦足以让他自在神通、游戏三昧[224]。即便为了谋生而画,那也只是疲劳,不是痛苦,而是快乐。
中国艺术中的禅趣,其影响是无所不在、至细至密的,实践者欲印证之,只可反身求诸善纯明净之心。“打开你的自家宝藏,自在运用。”[225]心里有一切,能把握自己的心,你就属于你自己,就拥有一切。明了于心,“真我”便使你获得生存的终极境界,当此际,艺术本真、自然大美才可能出现;至于茫茫行路之人,己不自知,其艺术虽或略有可观,但只属于物质的技巧层面,距离精神境界尚颇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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