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寂而有感、感而遂通，没有了心私之见、公允端直、“称物平施”[120]，当然就是有道德。

“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以求心之虚静[121]，静了，也就“若镜”了；涤除玄览、杂念全消、深入观照，清楚本来面目就有希望了。镜之照物，不知疲劳[122]，其德如此！圣人之心，如大镜然，意志炜明，洞见大美。静了，也就远了。佛家的“禅”，与道家的“坐忘”一样，都是力求主客互融、内心澄明，进入“非想非非想”的状态，把握义理[123]。“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稍焉动容，视通万里”；“借智探虚，乘心照理；区区怀抱，融然靡执”；“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124]。至静至动，至静至远，这便是“塞”而不塞的道理；“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这正是艺术创作之际所最需要的神思之感。

人之所以有所挂碍，在于有情，人之以情为情，终不能解脱；倘能不以情为情，化情为物，则可以实现“无我”，此时主客关系泯灭、复归于自然。真正的自然本初，才是“无我”的，但是，假如（只是假如）完全“无我”了，也就没有艺术了，艺术毕竟是传情的。看八大《花卉鱼虫果品册之四》[125]一作，一只歪瓜被郑重其事地摆出来，那是“有我”还是“无我”？如果说八大这些作品仅仅是为画而画，没有“我”的审美追求和精神启示，大概没有人愿意承认。

完全的“无我”、以物观物、把“我”也当作“物”，其目的何在呢？就是希望“全真”地阅见自然之美。然而，“全真”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正宛如镜子即便常加擦拭，极尽其净，照出的影子也一定是有不同程度的走形的；何况因为“有我”的尘垢的蒙蔽，其不能明朗自然美之全真状态，是必然的了。另外，镜子虽好，需要照哪一方面，则仍然是完全主观的选择。总之，“无我”不可能的，“有我”是必然的；于是讲究主观与客观、有我与无我的完美结合，成为最佳选择。

“无我”，把我“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126]，当然是一种理想之谈，人心终归不是镜子。“形若槁骸，心若死灰”[127]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一种“假说”、“虚假概念”，活人无此现实[128]。艺术理论研究，须明白理想之谈不是现实之事，探察与挖掘越到最后，就越触及哲学思维中的最活跃地带，至于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则是另外的事情。“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29]，痛快地指出一个经年研讨的悖论；之所以要言其“合”，只是说理的需要、语言的需要。

2.2.2  “触物观照”的必然

“镜无蓄影，故触物观照。”[130]

人心的感受，一如镜中之影，不会自己产生。我、物以及我与物的相互作用即感受，正似镜、物、镜中之象，三位一体，同时发生。“观”，就是“照”：只要“照”，就有影；只要“观”，就有感受。

物也会“观”么？当然不会，既云“观”，就一定是“主观”的，所谓“客观”只是意念的、概念的、理想的状态。谈论主观与客观的合一问题，便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之所以要谈，即针对人为地把主观与客观分离开来的现象，而谈论的旨趣，也不过在于分析两者的比例大小而已。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131]：“自然之象”，是客体；“人心营构”之象，则是我与物相互作用即主观的产物。中国艺术的精神便是这样，总在要追求主观的作用，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132]、“超以象外，得其环中”[133]、“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34]便是。“象”已难把握，但它还不是关键，“执象而求，咫尺千里”[135]；“象外”当然更难把握，但它却是势欲把握的所在。“象外”、“言外”、“意外”、“形外”，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是理论的兴趣点，而艺术三昧，亦游戏神通于此。

清人袁枚指出，作人虽然可以无我，但作诗一定要有我[136]；沿着这一思路，近世王国维把诗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137]。可是，因为“物”与“我”的作用的相互性、主观的“有我”的绝对性，分“有我”与“无我”实在之难。“意”有“我”性，“境”有“物”性，所以“意境”一词，比“境界”一词更把“我”与“物”扭结起来[138]，更有味道。

只要发生关系，我受到物的影响就是必然。“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寒之谓也。”[139]祭祀之行中的这种“寒”意，便是一种典型的主观感受。主观的感受有时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即便查无实据，也一定事出有因；这“因”便是人脑的记忆中的“象”，它是“人心营造”之主观产物，已经是复合的了。有时审美主体对这种主观之“象”意识不到或不承认，但事实却是这样的，人的感受怎能“不关风雨晦晴”[140]呢？主观的影响在艺术审美中是寻常事，同样的物象，主观会因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条件变化而发生审美心态的变迁，从而影响到审美的效果和结论。四时山色，染着了人的情态，“如笑”、“如滴”、“如妆”、“如睡”[141]，“如庆”、“如竞”、“如病”、“如定”[142]，便是这样的佳例。有时，主观的作用被夸大和纵容，“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143]，目的是鼓舞艺术创作的激情。观察、认识与感悟，身之所游、眼之所见、意之所思，物境、情境、意境，有次第之别；此间主观成分渐多渐强。“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笔中之笔，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士，不能得之，亦不能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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