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不需要转求多方，只需要自己一个“诚”，就可“从容中道”、拥有一切，这还不值得择善而从、固而执之么？

进而言之，中规、中矩、中节、中度、中行、中正、中和，即中庸，全是由“诚”而得；“诚”，便是“敬”[72]，敬天、敬道、敬性、敬心。这就是“大学”之道，如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以及“格物致知”等具体事情全都可以实践到了。因此，学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诚其意”，“毋自欺”、“自谦”、“君子必慎其独”、“君子先慎乎德”[73]。“诚”，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可以洞穿一切的力量。“慎独”吧，那是在人生的最严峻的时刻、尤其是孤独无依之时，真实自助的惟一法门。

“诚”既然如是之好，怎么才能做到“诚”呢？“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74]只有当你实践而体会到“诚”的实际好处时，你才会“诚”、加倍地“诚”。“诚”，还体现于“恒”。人都有懒惰的习性，在不知觉中自毁一生。“明善在明，守善在诚”[75]；明明知道那样好，就是坚持不下去，自欺欺人，谁也没办法。

艺术之道，惟诚惟一。画家要期望有成就，也只有从里到外地讲究“见性”、“明心”。“诚”，包括修养、学识以及笔墨技法、功夫，才可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6]。看八大山人《鱼鸟图轴》[77]一作：下面水中的鱼，正抬眼看上面石上的鸟，若有所思、若有所疑；上面石上的鸟，在俯瞰下面水中的鱼，张嘴在说着什么。读之，在思考自然的同时，更感觉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其背后的本质，成为一个值得真诚思索的谜。

八大山人能在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里挺过来，亦在于此。神明外见，万物有情，他与他的画与自然，三位一体，可见其透彻之“诚”。他在画中实践着“慎其独”、“诚其意”，他常在画上大书“涉事”二字，其意安在？看他自释曰：“……人且劣也，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是以斗胜也”，“文字亦以无惧为胜，矧绘事？故予画亦只曰‘涉事’”[78]，可见，“涉事”即其画事，“无惧为胜”，其诚慎至于此般境地，故能克人克己、跨古跨今。

2．“乐其日用之常”

 “反身而诚，其道至近。物与无妄，日用即真。”[79]讲“诚”，就必须讲“真”。有了“真”，就为“美”打好了基础。“夫岂外饰，盖自然耳。”[80]自然之美，是“真”的，“美”是其本来面目。“法天贵真”[81]；“尊天保真”[82]。为艺之道，一如为人之道，便是求这一“真”字。真在其内，而后可望神发于外。

2.1  真诚的“狂者”

人行走于社会日久了，就失去了其“真”；真的理想状态，老子提出，它似“赤子”、“婴儿”，他们“含德之厚”、“专气致柔”、“沌沌兮”而“常德不离”，所以，做人的理想标准是“复归于婴儿”[83]。孟子也指出“不失其赤子之心”[84]；对待“真”，就要像保护婴儿那样，实心实意，不敢马虎：“如保赤子”、“心诚求之”[85]。急功近利地喊着要“真”，像先学养子而后嫁人那样可笑。“赤子”“婴儿”之初，不知什么是“真”，但自然而然的“真”，所以叫“天真”；他们的行为有时在成人眼里特滑稽，但暗合天道，这一点，已为智慧的科学家所认识到[86]。

心之真者，性灵也；凡艺术之真者，无非性灵之作也。“性灵”之说，至南北朝已是一个为艺术批评界所广为接受的审美概念，沈约、刘勰、钟嵘等文艺家各有申述[87]。明人“前七子”与“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刺激了“性灵派”的发展[88]。从唐顺之主张“洗涤心源”的“本色”论[89]到李贽鼓吹“童心”说的不愤不作、不可无病呻吟[90]，从“公安派”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91]和“竟陵派”主张“精神所为”、“幽情单绪”[92]，直至明末张岱等的活脱脱的小品文，“真”之大纛高举下来。有“至情”乃有“至文”[93]；“至情”者，真心也、一往情深也、有愤之作也、胸中流出也，而非世俗常见、拙劣平庸也。经由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等人，“性灵说”之薪火至于乾隆“三大家”的袁枚，集“独写性灵”之大成[94]。

无“真”，便俗。无理无趣，便没意思，“没意思”便俗。出乎情、入乎理，情理结合，就是理趣兼备。天趣，一如天真，是天生的、自然携带着的性情，譬如童子，“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95]，是为天趣。人稍长，知见既多，尘俗渐垒，则如春华而秋实，世理得而天趣失，为无奈之事。苏东坡论艺所谓“天真烂漫是吾师”，董其昌赞之为“一句丹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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