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于是，对于美的形式，科学家有时也像艺术家一样不顾一切地追求它；只是“因为它比较漂亮”，使狄拉克宁可丧失科学性也要把方程式弄得“美一些”[49]。谁能否认美呢？谁能否认美就是数一样的秩序、就是自然规律之所在呢？

美，就是秩序。秩序，就是存在；失序，能毁掉一切。驳杂、烦琐、离谱、乱套、无整体意识、无秩序性的东西，不是艺术；讲究秩序感，便从游戏中升华出高明的艺术。作文之法，就像串项链，把字连缀成篇：所用字都是现成的，但各人“串法”不同，就意思不同；“串法”，就是组织搭配，就是“秩序”。秩序性强，就是通篇百炼千裁、“妥帖天成”[50]，所以能如此，在于由章而句、由句而字，引带呼应、铺衬点缀，从宏观到细密处都惨淡经营、匠心独运。笔墨之法，正如作文，需通篇上下、一以贯之，有时看来不重要的位置，却是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一幅中有不紧不要处，特有深致”[51]；因为“用意”无所不至，“一点精神在微茫些子间，隐跃欲出”[52]。

气、气韵、精神，是最好的秩序感；是一种难言而可感的氛围，是从最合理的构造中产生出的无形的力场，是最完美的视觉关系的一种表达形式。“气”与“力”，是一种视觉心理感受[53]，但是这种感受激发于“秩序”。同样这些笔墨部件，打乱其秩序就没有了“气”和“力”。可见，一笔一墨无所谓好坏，就看把它搭配到什么位置，如勾勒之线、皴擦之点，它们本身质量再好，也不能互相换位；它们搭配好了，就是佳构，否则就是恶札或俗品庸作。所谓“败笔”，除了其本身质量不过关外，就是不到位、无秩序的笔墨，是与周围环境及通篇气息不相协调的地方。

章法、布局、谋篇，如在纸上摆兵布阵[54]，不可疏忽怠慢。讲究“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象应神全”，就是为了笔墨的秩序。板、刻与结这“三病”[55]，乃是死于章句的过执；而怪、力、乱与神，则是对秩序的亵渎。失序，是对美的游离。完美，就是杰作，它一定是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的，任何局部都不可以挪动，这种完全的不包容性，正说明其高明。正因为完美艺术需要这样精密的秩序，所以西哲就将美学与数理关系联合研究，认为艺术美可以由数学形式来表示，如亚里士多德说“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和明确，这些惟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56]，达·芬奇说“谁也不能断言，有什么东西既不会用到任何数学，也不会用到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知识”[57]。秩序感，尤其在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中被充分肯定[58]，因为其秩序感更明显地左右着视觉效果的美丑好坏。

中国画的秩序性，具体到了题款钤印的位置上，它可能影响到通篇的构图：但这种认识，是视整个画面为二维空间的；而实际上，当转换一下视觉习惯，把画面中所有部件看作三维空间的物象，就连题字本身也在三维空间内，就立刻发现：它与其他物象之间相对位置并不固定，它们因为可以处在不同的纵深上，所以彼此并不怎么影响，而且，还会意外地感受到一种妙趣，就是它们的位置在或前或后、忽前忽后地移动着。看八大山人《花卉扇页》[59]，构图居下，中间偏左一线而上，成纵横局势，在正中央落“八大山人”款并钤朱文小印；这中间落款，是多么富有表现性，多么有图式构成的意识，那既是填补空白，又是把空间在纵深上拉远，它可以离读者很近，也可以离读者很远，静中寓动，动感、动态。

八大山人艺术的高明，除了内涵的有天道、天理、天趣，便是其笔墨的秩序性。他很严谨，直至于落款与钤印的位置都很认真。看《竹石图轴》一作，八大本来没有落款，后来的吴昌硕觉得它是“酬应之作”，便补上了题款，在左边沿着画芯一竖下来，却把左边的一片空间堵了个严实[60]。八大有很多作品没有落款，只有钤印，但位置讲究、秩序性很强，加上任何东西都使其“空间”缩小。

笔墨简练，至为淳净；位置精确，最有秩序。八大的画就是这样，你不可以随便更动改易其中任何一部分，即便一点。可以任意涂抹和更改的绘画，则懈怠、荒芜、草率与稀松，去八大其趣味玄远。例如波洛克的绘画，他自己“并不知道要做什么”，而“画上永远会是一片和谐，随你增，随你减，画的本身总是美好的”[61]；如此“不知道”、“随你”、“总是”的活儿，技巧性低、没有秩序，很多人能干。八大的画，却很少人能做到。

1.3  诚者自成

看八大《枯槎鱼鸟图》一作[62]，树上的鸟不紧不慢地低头梳理羽毛，下面水里的鱼优游闲憩，这种韵致、意味，乃是见性、明心，从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他的对自然的感悟，以及他从创作中获得的非凡的快乐。艺术语言之所以能明道、见理，除了其作品形式上的物质的规律、秩序、美之外，正是因为它可以使作者见性、明心。艺术，毕竟是人的艺术；道理，毕竟是人的道理。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63]对“义理”的寻求与追索，横亘于历代学者心中。“义理”之学，即“道学”、即“性理学”、即“心学”，于北宋蔚成壮观[64]，承儒而融通道、佛，以论天、道、性、命、心、理、气等天地宇宙间大问题，总之把心、性与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切如磋者，道学也。”[65]二程兄弟，仔细问学，悉心揣摩，汇诸学于儒[66]，可谓诚矣。

“读《易》，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67]儒家经学，天下至学，而经之大者，莫过于《易》。儒家借易学以立论，易学也靠儒家而弘扬，《大学》与《中庸》更是贯穿了易学思想[68]。中国文化思想，乃以《易》学贯通。圣人也饶有兴趣地谈“性”论“天”，被称作“形而上学”，是名副其实的、是光荣的。儒家的高明，还在于其“不断创造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模式”[69]。儒家的心性之学，不光是一种知识论，更是一种价值论；它给人以理想，并提供出落实的办法。落实的办法，很具体、很可行、很好理解，就是：“诚”。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70]；自己把握了“诚”，就自己抓住了“道”！

“诚”，是儒学最重要的作业，它是获得道理的最方便法门。仅凭一“诚”能行么？能。因为，“诚者，天之道也”，以“诚”相待，道不辜负于人，此毋庸疑惑：“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总共30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